解放戰(zhàn)爭由戰(zhàn)略防御轉入戰(zhàn)略進攻階段后，全國形勢發(fā)生了巨大變化。1948年4月30日，中共中央發(fā)布紀念“五一”勞動節(jié)口號，正式向各民主黨派、人民團體、社會賢達發(fā)出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(xié)商會議，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，得到了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的熱烈響應。

1948年9月，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后，便著手籌備新的政治協(xié)商會議。如何把在香港和國統(tǒng)區(qū)的民主黨派代表、愛國進步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區(qū)，成為當時一項緊急又重要的任務。

未雨綢繆，周密部署

邀請和護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區(qū)的工作分為北線和南線進行，前者主要護送平、津、滬等地的民主人士到達河北平山縣李家莊，后者則把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到東北解放區(qū)，這條線路涉及人數最多，任務也最艱巨，華南分局、香港工委和東北局等做了大量工作，東北局還在大連、丹東組成專門班子，負責接待安排與護送等。

彼時，解放區(qū)正面臨著國民黨軍隊的瘋狂進攻，對外交通幾乎全部被切斷。為確保萬無一失，周恩來親自策劃路線、安排交通及護送人員，并曾設想開辟從香港經歐洲到蘇聯，再轉赴哈爾濱的國際路線，但因港英政府阻撓而未打通。

當時，大連作為蘇軍軍管地區(qū)，利用戰(zhàn)略地位和政治形勢上的獨特優(yōu)勢，成為解放區(qū)有利的對外口岸和最重要的對外交通聯絡站。

1948年8月，周恩來致電在大連的錢之光，要他以解放區(qū)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，會同香港分局負責人等，護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(qū)。錢之光長期在國統(tǒng)區(qū)的武漢、重慶、南京、上海等地工作，具有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。早在1947年夏天，他就奉周恩來之命前往大連，建立了中華貿易總公司，租用外國船只，以販運物資為掩護，往來于大連、香港之間，開辟通途、采買物資、收集國統(tǒng)區(qū)的報紙雜志等。為了與中央保持直接聯系，他們還建立了電臺，這些都為后來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進入解放區(qū)參加新政治協(xié)商會議創(chuàng)造了條件。

接到周恩來指示后，錢之光向妻子劉昂（時任解放區(qū)救濟總署秘書組組長）交代了大連的工作，便與祝華、徐德明等人南下香港。他們跨過鴨綠江來到朝鮮，在平壤辦理了蘇聯波爾塔瓦號貨船的租用手續(xù)，將香港市場短缺的大豆、豬鬃、皮毛等土特產裝船后，便從羅津出發(fā)，開始了特殊使命的航行。

1948年8月9日，周恩來又致電華南分局書記方方并香港分局：“為邀請與歡迎港、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(qū)，并為他們籌劃安全的道路，望指定漢年、夏衍、連貫負責計劃，并協(xié)商一個名單電告。”很快，一個以潘漢年、許滌新、饒彰風、夏衍、喬冠華等為主要成員的專門小組成立了，潘漢年、許滌新負責籌集經費，夏衍、喬冠華負責聯絡各民主黨派重要人物和知名文化人士。同時，還把設在香港的“聯合公司”改組擴大為“華潤貿易公司”，錢之光任董事長，以更好地掩護北上行動。

各項準備工作完成后，錢之光立即向黨中央作了匯報。周恩來、任弼時、李維漢聯名致電錢之光，提醒“須注意絕對保密”。香港分局和潘漢年、錢之光等做了大量細致周密的工作，對如何分批行動，每次租用哪個國家的船，以及沿途由誰護送等，都做了嚴密而巧妙的安排。

當時情況復雜，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據錢之光回憶，由于民主人士社交面廣，為了避免路上遇到熟人，每次都安排在黃昏以后上船，由負責同志陪同，另有工作人員隨船護送。特別是一些知名人士，要提防密探跟蹤，對于上船經過哪些街道、何人去接、遇上情況如何應對等，事先都進行了周密部署。

北上，北上

1948年9月，周恩來親自擬定了名單，提出邀請在香港和江南地區(qū)的李濟深等77人，以及在平津地區(qū)的費孝通等24人前往解放區(qū)，并分別致電香港分局、華北局、上海局等征詢意見，

為了安全起見，即將北上的人都各自出發(fā)，事前并不知道與誰同船。有的從家里轉到朋友家上船，有的在旅館停留后再上船，有的甚至還搬了家，把行李放在原處，不隨身攜帶，使人看不出要出遠門的跡象，到達約定地點后，再由工作人員護送上船。上船后，重要人員被安排在船長室，不讓其露面，以躲過海關檢查。船上的人有的西服革履，扮成經理模樣；有的則是一身長袍馬褂，還揣著一套貨單，打扮成商人，大家事先都準備了一套說辭，以便應付檢查。細致入微的保密設計，力求從方方面面確保護送工作順利開展。

準備進入解放區(qū)的民主人士很多，考慮到是第一批，不便安排太多，第一次北上的便只有沈鈞儒、譚平山、章伯鈞、蔡廷鍇等10多人，他們經過艱難的航程，于1948年9月27日抵達朝鮮的羅津港。船在經過臺灣海峽時遭遇強臺風，失去了控制，被沖到澎湖列島附近，蔡廷鍇等和船員一起，拿著工具合力頂住巖石，經過全體人員的努力，才擺脫了觸礁的危險。在羅津登岸稍事休息后，他們即乘火車抵達哈爾濱，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聯名致電，對他們的安全抵達表示慰問與歡迎。

第二批民主人士原本擬定于1948年10月中旬出發(fā)，不料所租的蘇聯船只到香港時與一艘貨輪發(fā)生碰撞需要修理，只好又改租了一艘挪威貨輪。10月底，郭沫若、馬敘倫、許廣平等第二批民主人士離港北上，11月中旬在大連與丹東之間的大東溝拋錨下人，改乘小船上岸，東北局負責同志前往迎接。在船上，愛好無線電的周海嬰組裝了一臺收音機，收聽到新華社播發(fā)的沈陽解放的消息，大家都很興奮，還開了一場熱烈的慶祝會。

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，包括李濟深、茅盾、朱蘊山、章乃器、彭澤民、施復亮、孫起孟、吳茂蓀等，共30多人，黨中央極為關心，周恩來的電示也更加具體、周密，要求劉昂等人要與蘇聯駐大連的有關部門交涉，租用他們的輪船，而且一定要在大連港靠岸。到達后，要安排在大連最好的旅館，民主黨派領導人要住單間，確保安全。此外，還特地囑咐北方天氣寒冷，要為他們準備好皮大衣、皮帽子、皮靴等。

隨后，周恩來特地電示錢之光：已經走了兩批人員，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，這次行動要更加謹慎，并提出了“保密、謹慎、周到、安全”八字原則。經過慎重考慮，最后確定民主人士離港的時間，就在圣誕節(jié)后第二天深夜。因為香港每到圣誕節(jié)要放假，也是行動的有利時機。

在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中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是各方矚目的人物，港英政治部派人在其寓所對面租了一層樓，名為“保護”實則監(jiān)視，想要離開香港困難重重。為迷惑外界，動身那天，李濟深特地參加了一個宴請。宴畢，他與朱蘊山等人帶著酒肴，坐上交通員掌舵的游艇，裝作去海上游覽，之后再趁著夜色，悄悄登上靠攏的蘇聯貨船，并于次日凌晨安全出港。后來據夏衍回憶，當時他們十分緊張地在一家旅館守著一部電話機，直至聽到“船開了，貨放在大副房間里，英姑娘沒有來送行”這個謎語一般的消息，才松了一口氣。

李濟深走后沒過幾天，香港當局就知道了，立刻引起各界的強烈反應，氣氛變得愈加緊張起來，港英當局加緊了對進出港水陸交通的控制，國民黨特務更是盯梢、恐嚇無所不用其極。直到1949年3月中旬，第四批民主人士才得以離港北上。這一批人中包括黃炎培、姚維鈞夫婦，盛丕華、俞寰澄等，由于當時天津已經解放，所以船到天津時他們便上岸，之后直接到達北平。

遠涉重洋，同舟共濟

除上述4批外，當時經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還有很多，規(guī)模和影響較大的有1949年2月，葉圣陶、馬寅初、王蕓生、鄭振鐸、陳叔通、包達三、柳亞子夫婦、曹禺夫婦等27人，他們乘坐掛有葡萄牙國旗的華中輪先到達煙臺，再進入北平。大家分頭集合，化裝后于夜間登船。其中，葉圣陶扮作管倉員，王蕓生、徐鑄成扮成船員，宋云彬為庶務員，鄭振鐸為押貨員，陳叔通、馬寅初、包達三等為商人。

啟程前，港英海關人員照例上船檢查，他們在馬寅初的皮箱中看到一張他在抗戰(zhàn)時期的照片，合照的幾個人西裝革履、衣冠楚楚，同眼前這位“賬房先生”的身份很不相稱。海關人員懷疑他是被通緝的要犯，當即下令扣船，不準出港。船上的職員上岸交涉，再三解釋，又私下塞了“吃茶錢”，對方才肯簽字放行。一場虛驚后，輪船于午后才離開香港，大家終于松了口氣。

緊接著，1949年3月，嚴濟慈、史東山、張瑞芳、于立群、臧克家、沈其震等人，及香港達德學院部分師生和華僑乘坐寶通號外輪北上，到達天津后轉赴北平。此外，規(guī)模較小的還有何香凝母女與薩空了、金仲華、歐陽予倩、馬思聰等人北上。

在護送每一位民主人士的過程中，黨中央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，大家紛紛用詩文抒發(fā)對這次“光明行”的真誠歌頌。李濟深即興題詞：“同舟共濟，一心一意，為了一件大事！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、民主、和平、統(tǒng)一、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！同舟共濟，恭喜恭喜，一心一意，來做一件大事。前進！前進！努力！努力！”柳亞子在北上途中賦詩云：“六十三齡萬里程，前途真喜向光明，乘風破浪平生意，席卷南溟下北溟。”

至1949年3月，南線接送工作基本完成，經香港進入東北、華北解放區(qū)的民主黨派領導人、無黨派民主人士、科學家、作家及部分家屬等約350人。周恩來稱贊錢之光等人：“你們做了很多工作，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務完成得很好。”

從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加緊鎮(zhèn)壓民主運動，我黨協(xié)助民主黨派和愛國進步人士撤往香港，到新中國成立前夕，又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區(qū)，籌備新政協(xié)，我黨與民主黨派、愛國進步人士一直風雨同舟，為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團結戰(zhàn)斗。這一段歷史，充分表現了我黨與民主人士的革命情誼，也光榮地載入了我國革命運動的史冊。

 

（轉載自《保密工作》雜志2020年第5期）